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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加快构✅㊣建㊣职普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作为推进职普融通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兼具升学和就业功能的综合高中一直以来都被寄予厚望，受到学界和实践界极大关注。然而，在各个历史阶㊣段，学生及其家长、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教育研究者等主体对综合高中却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这导致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始终处在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虽也有研究对我国综合高中历次迅速兴起又迅速衰败的事实进行了梳理和研究体育竞赛项目有哪些，但由于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进行长时段历史追溯的较㊣少，因而始终未能回答学生及其家长、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教育研究者等相关主体的价值诉求是如何影响综合高中办学定位这一核心问题。因此，在我国当前推㊣进职普融通的关键时期，亟须对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进行深入分析和讨论，以期明晰我国综合高中的未来发展路向。

　　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受到多维㊣外部环境的影响，需要对其所处制度环境进行细致考察和分析。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认为，组织深深嵌植于社会环境之中，组织的结构与实践通常反映了组织所处社会中的规则、信念和惯例。多重制度逻辑理论视角有助于厘清学生及其家长、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教育研究者等多元主体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以及这些多元的价值诉求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进而帮助我们分析并推导出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未来路向。

　　新制度主义组织社会学将组织放在所处组织场域中考察制度逻辑对组织的身份、目标和行为的影响。制度逻辑指的是特定社会系统内得到共识并不断生产出来的基本规则，组织将根据制度逻辑为日常活动赋予意义，并再㊣现生活㊣与经验。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制度逻辑可以被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学生及其家长、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教育研究者等主体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并可以根据价值诉求主体的不同将其细分为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

　　第一，市场逻辑及其作用机制。从市场供需关系看，综合高中在办学㊣定位的过程中需要满足社会的需求，开办社会需要的教育。而相比于行业、企业等社会主体，学生及其家长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则显得更为直接、明显和强烈。因而这里的市场逻辑具体指的是学生及其家长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从作用机制看，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学生㊣及其㊣家长有着不同的成长、成才和立业✅需求，这将极大地影响学生是否选择就读综合高中，以及就读综合高中后选修何种课程，进而影响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学生及其家长群体内部也会存在分化现象，可能出现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对综合高中“促进就业”的办学定位有着强烈的需㊣求，而另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则对综合高中“面向升学”的办学定位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在分析市场逻辑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影响时，需要具体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学生及其家长的价值诉求，并比较其与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角力关系。

　　第二，国家逻辑及其作用机制。在我国综合高中探索发展过程中，政府是重要驱动力量。正是政府的推动，直接促成了我国综合高中的多次改革实践和探索。综合高中组织场域中的国家逻辑是指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推进综合高中发展过程中的价值诉求，能够对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产生重要影响。由于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需要解决不同的主要矛盾，因而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对综合高中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不断发生变化。相应地，在与专业逻辑和✅市场㊣逻辑的角✅力中，国家逻辑的话语权也可能是因时而异的。

　　第三，专业逻辑及其作用机制。专业逻辑是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重要制度逻辑，具体指的是教育研究者对综合高中的认识、理解和价值诉求，对综合高中“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和“如何培养㊣㊣人”等办学定位问题进行具㊣体规定。与前两个逻辑相同，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研究者对综合高中的认识、理解和价值诉求可能是不同的。并且即便是同处同一历史时期的教育研究者，他们对综合高中的认识、理解和价值诉求也可能存在分歧。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与国家㊣逻辑和市场逻辑的角力中，专业逻辑将拥有不同的话语权。

　　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形成逻辑的分析框架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依次分析各历史阶段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即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是如何基于各自的价值诉求对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进行牵引，并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产生影响（图1）。第二层次，从整体上分析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形成逻辑的演化规律，即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在演化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和具体指向，而这又需要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保持什么样的角力关系。

　　在民国初期、21世纪前后和当前三个历史阶段，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价值诉求不断发展变化，并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推动了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从“促进就业”向“面向升学”继而向“延缓分流”演化。

　　民国初期，为了解决大量普通高中学生毕业后就业难的问题，我国㊣开始探索实施综合高中，并在探索实施过程㊣中确定了“促进就业”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

　　如图2所示，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分化为两股力量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左、右两个方向牵引，国家逻辑则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左牵引，并与向右牵引的市场逻辑相互角力。与此同时，在支持举㊣办综㊣合高中的专业逻辑的助力下，“促进就业”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得以形成。

　　民国初㊣㊣期，学生及其家长群体内部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存在明显的分化现象。一方面，由于当时我国四年义务教育远未普及。且在“学而优则仕”思想的影响下，一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在入学时便带有浓厚的入仕心理，升学目的非常明确。另一方面，由于当时仅有少部分的普通高中毕业生能够升学，而大量毕业生在毕业后将遭✅㊣遇就业难的问题角力的作用。对此，黄炎培曾统计，“中学毕业能升学者或不及十分之一”。再加上民国初期资产阶级工业需要大批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技能人才。为谋生计，这些无法升学的学生㊣及其家长希望能够“拥有一㊣技之长”。

　　这一复杂分化的市场逻辑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产生了双向的影响。对于想要“学而优㊣✅㊣则仕”的学生及其家长而言，他们主张普通高中继续教授“普通科”教学内容，为他们日㊣后的升学作准备。而对㊣于想要“拥有一技之长”的学生及其㊣家长而言，他们则希㊣望普通高中在教授“普通科”课程的基础上，还能够教授一些在㊣未来工作中需要掌握的技能，为他们未来就业服务。由于㊣这两类✅学生及其家长在量级上差异悬殊，因而这一时期的市场逻辑大体表现为学生及其家长对“拥有一技之长”具有显著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促进就业”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

　　民国初期，棉纺织业、面粉业、火柴业等✅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时我国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棉纺织业为例，在1914年到1928年期㊣间，我国纱厂总数由33家快速增长到了120家，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且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相比于满足学生及其家长“学而优则㊣仕”的受教育需求，国家更倾向✅于满足学生及其家长“拥有一技之长”的受教育需㊣求，进而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培养一批拥有熟练技能的技术工人。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提出学校教育要“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明确了我国当时发展教育㊣事业的基本价值✅理㊣念和价值诉求。

　　在“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国家逻辑的作用下，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令》规定高级中学实✅行分科制，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目，综合高中制在我国得到确立。且在国家逻辑的牵引下，综合高中重视学生的职业训练，课程和教学内容也逐渐从重理论向重实用转变，其办学定位呈现出鲜明的“促进就业”特征。

　　民✅㊣国初期，由黄炎培等人发起成立㊣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借鉴美国综合高中制的基础上对我国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办学形式等进行了长期且全面的讨论。1916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通过的《中学㊣教育改良办法》案认为“毕业生之位置，除升学外将一无所有”，对“面向升学”的普✅通高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教育部通饬中学校应添授簿记也指出“考察全国中学毕业生状况，其进而升学者，多有深造之才，其退而谋生者，每无应用之学，良由学校教授㊣理论重于实用，致以社会需要不能相应，自非添授㊣实用科目不足以补救㊣此弊”。可见，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者支持并提倡举办综合高中。

　　在“提倡举办综合高中”的专业逻辑影响下，国家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法令推动并促成了综合高中制的确立。然而，虽然当时的教育研究者提出要举办兼顾㊣升学功能和就业功能的综合高中，但对如何在同一所学校综合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以及怎么建设综合高中等办学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还处在摸索阶段。且由于受到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以及人财物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限制，综合高中制于1932年被废止，仅维持了10年时间。

　　21世纪前㊣后，为了解决职业学校学生无法升学问题，综合高中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与民国初期相比，该时期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国家逻辑、专业逻辑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均发生较大改变。

　　如图3所示，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右牵引，此时的国家逻辑则分化为两股力量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左、右两个方向牵引，并且在与“谨慎举办综合高中”的专业逻辑的角力中，形塑了“面向升学”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开始实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逐步实现缴费上学、自主择业政策，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依靠国家计划、学生毕业国家包分配工作的优惠政策被逐步取消。与此同时，普通高校开始扩招，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拥有更强的竞争力。对于学生及其家长而言，为了提升自己在就业市场中的核心竞争力，开始希望能够升入大学。这一时期学生及其家长的价值诉求从“能够拥有㊣一技之长”转变为“有学上”。然而，当时的升学㊣考试㊣㊣制度主要是为普㊣通高等学校选拔人才服务，而职业学校的学生是无法通过参加普通高考这个通道升入大学的。因此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校无法满足学生及其家长的受教育需求，面临着生源紧缺困境。

　　为了满足学生及其家长的升学需求以及解决自身的生源紧缺困境，全国各地职业学校纷纷开设综合高中班。例如，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和推广综合高中教育模式的意见》指出，浙江省自1999年起在一批省级重点中等职校试办“教育改革实验班（简称综合班）”，新办的综合高中按招生总数的50%计入当年当地的中职招生数。在市场逻辑的牵引✅下，这一时期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右漂移，呈现出鲜明的“面向升学”特征。对此，有研究㊣表明，以高复班、预科班模式举办的综合高中班占抽样学校数的100%。然而，“有学上”的市场逻辑也是导致综合高中第二次迅速衰落的㊣重要原因。随着三校生高考制度以及中高贯通、中本贯通制度的建立，职业学校学生升学途径逐渐拓展，“有学上”的市场需求逐渐得到满足。综合高中不再是中职生升学的唯一出路和最佳选择，各地纷纷缩小综合高中招生规模，并逐渐停止招生。

　　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指出，我国职业教育无论规模、规格和质量都还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社会发展需要，在整个教育事业中仍是薄弱环节。2002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指出要“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当时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诉求。

　　为保障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得以延续，帮助职业学校在生源滑坡中渡过生存危机，国家逻辑将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向左、右两个方向牵引，允许职业学校举办综合高中班。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在1997年正式批准上海市一些中等职业学校和部分完中试点开办综合高中班，并于2001年发布《关于本市中等学校进行综合高中试点工作的意见》，明确学生在综合高中学习过程中可根据本人学习情况和愿望，进行多次选择和分流，四年学业修满，成绩合格，学生可获取普通高中毕业证书和中等职业学校毕业证书。在力量较为分化的国家逻辑和力量更为集中的市场逻辑的角力中，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呈现出显著的“面向升学”特征。

　　随㊣着对国内外综合高中✅的深入研究，当时的教育研究者普遍赞同综合高中旨在培养或者能升学或者能就业的学生的办学定位。这意味着综合高中应该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需要提供不同的教育，而不是为所有学生提供完全相同的教育。而这一时期的综㊣合高中在具体实✅践中更多是为学生参加普通高考服务，并未体现弹性选择的办学目标。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研究者对于举办综合高中普遍持谨慎态度，并且认为当时的综合高中只是将学校之间的职普分流转嫁到了㊣同一所学校的不同班级，并未实现真正的综合。

　　然而，由于当时的教育研究者未能回答综合高中应该供给什么样的课程以及怎么建设这些课程等深层次办学问题，综合高中缺乏正确的办学指引。这导致职业学校将“综合高中班”简单理解成“普通高中㊣班”，课程体系表现出职普课程简单叠㊣加的特点。例如，当时㊣的综合高中办学模式有“3+1”模式和“2+2”模式，学生在学完2~3年的普㊣通教育课程之后，用1年或2年的时间学习职业教育课程。“面向升学”的办学定位导致综合高中学生参加普通高考比不上普通高中的学生，在实践技能上又比不上职业学校的学生，综合高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办学境地，各地纷纷停办综合高中。

　　当前，积极探索综合高中再次成为我国推进职普融通的重要方式，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再㊣次发生变化。

　　如图4所示，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齐力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右牵引，并在与分化为两股力量的专业逻辑的角力下，共同形塑了“延缓分流”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

　　职教高考制度以及中本贯通、中高贯通等升学通道的打通，基本能够满足学生及其家长“有学上”的受教育需求。对此，有证据表明：“绝大多数省份中职生升学率在60%~70%以上，许多省市可以给所有有升学愿望的学生提供升学机会。”然而，随着文凭社㊣会的进一步深✅化，学生及其家长群体内部开始分化，部分学生及其家长不仅满足于“有学上”，更想要“上好学”。这部分学生及其家长主要是在㊣普通高中录取批㊣次㊣中排名靠后以及在中等职业学校录取批次中排名靠前的那部分学生及其家长，他们对教育获得、教育参与有着更为强烈的紧张不安、忧愁烦躁的教育焦✅虑，希望能够延缓分流。

　　在“上好学”市场逻辑的驱动下，综合高中又一次回到大众视野，成为这部分学生及其家长实现延缓分流的救命稻草。例如，广州市2023年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年首次试点综合高中以后的普通高中最低㊣录取控制线分。从分数线的变化上看，综合高中能够满足学生及其家长延缓分流的价值诉求，广州市5所综合高中的1 100个招生计划100%完成。

　　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国家逻辑影响下，解决因职普分流引发的教育焦虑成为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的一种政策期待。综合高中能够有效避免早期分流，再次成为国家解决当前问题的重要抓手。2022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意见》提出将探索发展综合高中作为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的一大任务。2023年，《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实施新时代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的意见》指出要适应学生特长优势和发展需要，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上好学的美好愿望。这为当前各地积极探索综合高中提供了重要的制度环境。

　　在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共同牵引下，广东、福建、四川、陕西、山西等地积极探索综合高中，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呈现出鲜明的“延缓分流”特点。例如，《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推进综合高中班试点工作的通知》指出，“综合高中班学生入学后原则上全部注册为普通高中✅学籍，符合中职学校入学条件的学生最迟可自愿在高一下学期期末前申请转为中职学籍，学籍只转一次，保留普通高中学籍的按原培养计划执行”，职普分流从中考延缓到高一下学期期末。

　　从整体上看，当前㊣教育研究者对于是否举办综合高中的看法存在分歧。支持者认为，学生的发展具有不一致性，有的学生能力分化快，有的学生能力分化慢。高中阶段同样是学生能力分化的重要阶段，也是其专✅业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高中阶段教育应该能够为每类学生提供合适的受教育选择。也就是说，除了要为㊣那些能力分化明显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外，还应为能力尚未完全分化的学生提供一个延缓选择的通道，即综㊣合高中。这一专业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综合高中“延缓分流”的办学定位。

　　反对者则主要是出于对“延缓分流”的综合高中未来✅发展的担忧。首先，学界普遍认为综合高中应该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选择相应的课程进行学习，而不是为学生提供“拼盘式”“分流㊣分段式”课程，但究竟应该如何✅供给课程这一核心✅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解答。这意味着就目前的专业逻辑发展程度而言，举办真正“综合”的综合高中是非常困难的。其次，综合高中课程设置还受到市场逻辑的强烈影响。在“上好学”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很难引导学生在职业教育课程与普通教育课程之间作出合理选择。换言之，即便综合高中能够开发并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但仍可能因为要满足学生及其家长“上好学”的受教育需求，而选择实施“拼盘式”“分流✅分段式”课程，最终导致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停留在“延缓分流”，难以实现真正的㊣职普㊣✅融通。

　　在推进职普融通的关键㊣时期，对各阶段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进行历史追㊣溯并探寻其内在规律，有助于为分析和推导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未来路向提供逻辑依据。整体上看，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呈现如下四个规律。

　　第一，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是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相互角力的结果。以学生✅及其家长为主体的市场逻辑、以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为主体的国家逻辑以及以教育研究者为主体的专业逻辑对综合高中有着相同或不同的价值诉求，分别从相同或不同的方向对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进行牵引，并在相互角力的过程中形塑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

　　第二，综合高中所处组㊣织场✅域中的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在不断发展变化。具体而言，市场逻辑的内涵从想要“拥有一技之长”逐步向“有学上”和“上好学”转化，并在作用机制上表现为逐步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面向升学”牵引。国家逻辑的内涵除了体现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外，同时还会受到市场✅㊣逻辑的拉扯，从“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继而向“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转化，在作用机制上则表现为先将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向“促进就业”牵引，继而逐渐✅向“面向升学”牵引。随着教育研究者对综合高中认识㊣和理㊣解的不断深化，专业逻辑从一开始的支持举办综合高中，到后来对举办综合高中持谨慎态度再到当前的支持与反对并存不断发展变化。

　　第三，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民国初期，由于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并且彼此之间具有较为均等的话语权，因而这一时期三重制度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呈现出相互补充的特点。到了21世纪前后，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均发生较大变化，分别对综合高中具有不同的价值诉求。在力量分布上，市场逻辑的力量和话语✅权最强，国家逻辑次之，而专业逻辑㊣最弱。这一时期三重制度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呈现出市场逻辑主导，国家逻辑辅之，而专业逻辑与它们相互竞争的特征。当前，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内涵和作用机制再次发生变化，对综合高中具有相同或不同的价值诉求。在力量分布上，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的话语权得到增强，而专业逻辑仍然最弱。这一时期三重制度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呈现出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共同主导，力量较为分化的专业逻辑与它们既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的特征。

　　第四，综合高中能否成功举办以及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取决于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在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相互角力中，由单一市场逻辑主导的角力关系往往只能形塑出具有单一功能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而具有单一功能的综合高中虽然能够成功举㊣办，但难以持久。这是因为一旦市场逻辑的价值诉求发生变化，具有单一功能的综合高中将很快失去存在的必要并迅速衰败。在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相互角力中，由市场逻辑和国家逻辑相互补充的角力关系虽然能够形塑出具有多种功能指向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但如果没有强专业逻辑的支撑，综合高中在实践过㊣程中将很容易陷入办学定位漂移的困境。因此，只有当三重制度逻辑之间呈现出旗鼓相当、相互补充的角力关系时，或者说只有当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能够同时并始终满足学生及其家长、国家及其教育行政机构以及教育研究者的价值诉求时，综合高中才能成功并持久的举办下去。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认为，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演化过程，实际上也是不断扩展学生选择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实质自由的过程，而我国未来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将直指“增进自由”，如图5所示。

　　第一，“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纵观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演化过程可以发现，在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依次呈现出“促进就业”“面向升学”以及“延缓分流”的特征，其演化过程表现出显著的不断扩展学生选择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实质自由的特点。在民国初期，综合高中的第一次出现扩展了学生选择就业的实质自由；在21世纪前后，综合高中的第二次出现则扩展了学生选择升学的实质自由；当前，综合高中的第三次兴起继而又增强了学生延缓选择升入普通高校或职业院校的实质自由。基于这一历史发展规律，可以推导出我国未来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将直指“增进自由”。

　　第二，“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同时也是适应未来多重制度逻辑发展变化的必然选择。在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进行历史追溯的过程中发现，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是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相互角力的结果，需要同时满足多重制度逻辑的价值诉求才能够行稳致远。相比于“促进就业”或“面向升学”的办学定位由于只能满足部分制度逻辑的价值诉求而只能实现短暂的成功，“增进自由”的办学定位则能够同时满足市场逻辑、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的价值诉求，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

　　首先，从市场逻辑的变化规律来看，虽然当前学生及其家长想要“上好学”，但实㊣质上是因为他们㊣将“上好学”与找到好的工作以及拥有更好的未来等同起来了。换言之，一旦这一等号不再㊣存✅在，那么旨在为学生“上好学”做准备的✅综合高中也将不复存在。因而只有“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方能适应市场逻辑不断变化的价值诉求。其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既是我国当前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价值理念，同样也是我国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相比于“促进就业”或“面向升学”，“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更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受教育需求。最后，学界普遍认可科南特对综合高中的界定，即综合高中是按社区内所有青年受教育✅的需要而开设课程的中学。而“增进自由”的办学定位显然能够适应专业逻辑对综合高中的价值诉求。

　　那么，究竟什么㊣是“增进自由”呢？在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看来，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与自由至上主义不同，这里的自由被理解为一个人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或者选择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具体指的是✅综合高中在办学过程中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够有真正的机会去评价什么样的生活是他们向往的，进而增进㊣学生选择向往的美好生活的可行能力。

　　首先，“增进自由”并不㊣等同于“延缓分流”。在谈到“增进自由”时，就不㊣㊣得不提到“上好学”的市场逻辑对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影响，进而将“增进自由”与“延缓分流”相等同。这是因为当前学生及㊣其家长希望㊣能够通过进入综合高中来达到“延缓分流”的目的，进而为进入更好的大学做准备。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前学生及其家长希望以综合高中为跳板升入更好的大学，但这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升入更好的大学就其自身而言是值得向往的，而是因为它是能够使学生获得更多的自由去拥有更好的未来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升入更好的大学并不等于拥有更好的未来。或者说，升入更好的大学与拥有更好的未来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排他的，也不是单一✅的。这么说并非要忽视升入更好的大学的重要性，而是我们在对综合高中的办学定位进行界定时必须超越它，它只是达成学生拥有更好的未来的手段之一。因而“增进自由”是对“延缓分流”的超越，两者并不㊣等㊣同。

　　其次，“增进自由”强调的是增进学生的可行能㊣力。“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更加关注学生有实质自由去做的事，并为学㊣生提供多种选项，学生在不受局限的情况下既可以选择升入普通高校或者职业✅院校，也可以选㊣择就业。也就是说，即便综合高中的学生最后选择和实现的功能性活动和普通高中的学生或者职业学校的学生相同，但是综合高中也㊣与普通高中或者职业学校存在本质上的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为综合高中的学生和普通高中或者职业学校的学生具有不同的可行能力。对于“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的学生来说，虽然他们可能最终还是会在多种选择中选择其中一种，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拥有更多的实质自由和可行能力。

　　当前，转设“特定层次的普通高✅中”、试点区域内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联合办学以及转设“特定地区的职✅业学校”，是较为常见也是较为提倡的综合高中办学形式。基于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形成逻辑的内在规律来看，这三种办学形式只能适应部分制度逻辑，在办学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角力关系。

　　第一，转设“特定层次的普通高中”。在普通高中内部，同样存在着分层问题。通过转设“特定层次的普通高中”举办综合高中虽然可以扩大排在后位的普通高中的生存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实施职业教育课程所需的软硬件资源，因而在办学过程中其办学定位很容易向“面向升学”漂移，这就对如何增强专业逻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学界和实践界还提出试点区域内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联合举办区域性综合高中，实现学生灵活✅转换，资源共享。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与此同时也对教育管理体制机制的灵活性以及质量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相比于前面两种方式，将“特定地区的职业学校”转设为综合高中的阻力更小、也更有优势，能够提供系统的课程体系供学生选择，但需要使学生能够有真正的机会去评价什么样的课程是他们需要的，需要警惕“上好学”的市场逻辑导致综合高中办学定㊣位漂移。

　　多重制度逻辑相互角力的视角，让我们明晰㊣了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及其内在规律，并为我们确定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未来路向提供了逻辑依据。相比于“促进就业”“面向升学”或“延缓分流”，“增进自由”的综✅合高中办学定位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各地正积✅极推进综合高中建设，各综合高中应在“如何增进自由”上勇于探索，以期为我国综合高中的稳健发展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引用本文请标注：程欣.我国综合高中办学定㊣位的形成逻辑与未来路向——多重制度逻辑之间的角力[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4（29）：3-1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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